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
九部門發(fā)文完善未成年人社會綜合預防保護體系
□ 本報記者 韓丹東
□ 本報實習生 梁 晨
2017年至2019年,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2.14萬人,起訴16.11萬人。其中,2019年批捕4.76萬人,起訴6.29萬人,較2017年分別上升40.76%和32.62%。
上面這一組數(shù)據源于最高人民檢察院于6月1日發(fā)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以下簡稱《白皮書》)。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監(jiān)察委員會等九部門印發(fā)《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對此,《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采訪。
暴力犯罪大幅上升
強制報告制度出臺
《白皮書》顯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暴力化特點愈發(fā)突顯。
2017年,檢察機關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訴人數(shù)居前六位的罪名、人數(shù)分別是強奸罪7550人、盜竊罪6445人、故意傷害罪5010人、搶劫罪4918人、尋釁滋事罪4265人、交通肇事罪4014人,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shù)的67.84%。
2019年,盜竊、交通肇事犯罪人數(shù)明顯下降,同期猥褻兒童、聚眾斗毆犯罪人數(shù)大幅上升,居前六位分別是強奸、尋釁滋事、猥褻兒童、搶劫、聚眾斗毆、故意傷害,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shù)的62.22%,全部為暴力性質犯罪。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所長謝鵬程介紹,近年來,從檢察機關起訴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來看,不僅案件數(shù)量一直在高位運行并持續(xù)增加,而且大量存在瞞報、遲報甚至不報的情況。一些地方的檢察機關,如杭州市蕭山區(qū)人民檢察院等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普遍性,率先探索實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取得了顯著效果,形成了豐富的地方經驗。
在貴州新瑞林陽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旭夢看來,《意見》出臺背景主要有三點:一是現(xiàn)實需要。在我國很多偏遠山區(qū),家長外出打工,留守未成年兒童得不到良好照顧,近年來頻繁發(fā)生未成年人性侵事件。二是時機成熟。《意見》的發(fā)布和實施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此前強制報告制度曾經在浙江、江蘇、廣東等地方實行,取得良好效果。三是國家重視。保護未成年人是依法治國的要求之一,因此將強制報告制度用于保護未成年人不僅是保護人權,也是整個依法治國、保護人民利益大框架下的分支。
建立追責激勵機制
亮點紛呈操作性強
“在我國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是一項創(chuàng)舉,也是檢察機關有效參與社會治理的一個成功范例。”謝鵬程說。
《意見》明確,國家機關、法律法規(guī)授權行使公權力的各類組織及法律規(guī)定的公職人員,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yè)的各類組織及其從業(yè)人員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報告的義務,并對“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yè)”的范圍予以明確規(guī)定。
同時,規(guī)定了性侵、虐待、欺凌、遺棄、拐賣等九類應當報告的情形,并規(guī)定發(fā)現(xiàn)“疑似”情形也要報告,這是根據實踐中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多發(fā)類型及常見特征總結出來的。
“《意見》還建立了制度落實的督促和追責機制,以及必要的激勵機制。”謝鵬程說,相關職能部門要對主管行業(yè)、領域內強制報告制度落實情況進行督促指導。檢察機關應對強制報告制度的執(zhí)行情況進行法律監(jiān)督。尤其是各級監(jiān)委對公職人員長期不重視強制報告工作,不按規(guī)定落實強制報告制度要求的將進行問責,對涉嫌職務違法犯罪的依法調查處理。
為消除報告義務主體擔心遭受打擊報復等思想顧慮,《意見》規(guī)定,對因報告引發(fā)的糾紛,報告人不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對及時報案避免嚴重后果發(fā)生的,應當予以表彰、獎勵。相關部門應當對報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在吳旭夢看來,《意見》的亮點主要體現(xiàn)在其所提到的四個“明確”。
一是明確了報告義務的主體。此前,一些部門或單位在遇到此類事件時可能缺乏上報意識,本次《意見》明確規(guī)定了企事業(yè)等單位、教育、醫(yī)療、兒童福利機構和救助機構、旅店賓館、村居委員會等部門單位具有強制報告義務,因此要求各級部門和單位增強意識,一旦發(fā)現(xiàn)兒童受到侵害的情況就要及時報告,如果沒有履行報告義務,這些單位也要承擔法律責任。此外,這種報告主體的明確也能夠讓相關部門和單位更具有責任感。
二是明確了應當上報的情形?!兑庖姟访鞔_了九項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甚至還包括應該報告的疑似情形,在現(xiàn)實操作中可以一一對應。
三是明確了報告過程當中應該注意的事項,以便于查明和核實案件材料。
四是明確了追責機制。如果有案件報告,但公安機關不立案或者司法機關不作為,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雖然本次發(fā)布的意見只有23條,但沒有一條多余,每一條都緊緊圍繞如何解決問題,接地氣,可操作性強。”吳旭夢說。
源頭預防及時發(fā)現(xiàn)
有效懲治違法犯罪
《意見》的出臺會產生哪些影響,具有什么意義?
“此舉將增強保護意識,強化義務履行,形成有效保護。”謝鵬程認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建立強制報告制度,形成具有源頭預防、及時發(fā)現(xiàn)、高效應急、依法懲處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對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
謝鵬程說,意義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其一,回應社會各界的關注,建立侵害未成年人強制干預機制,完善未成年人社會綜合預防保護體系。
其二,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機制延伸到社會治理,以便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及時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線索,完善固定證據,有效懲治違法犯罪,讓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及時、有效的心理干預和司法救助,全面提升未成年人保護的能力和水平。
其三,整合各部門資源和力量,形成部門聯(lián)動、銜接有序的未成年人保護良好局面??梢灶A期,隨著強制報告制度的普遍推行,在提高相關單位和人員責任意識的同時,將進一步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的未成年人保護意識,凝聚社會共識,在全社會營造更加濃郁的關愛保護未成年人氛圍。
談及《意見》的影響,吳旭夢認為,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因此在以往的性侵暴力案件中他們無法發(fā)聲,不知道維護自己的權益。有了強制報告制度以后,即使受害者本人不知道上報,其所在單位在知曉事件后也需要報告。落實強制報告制度對受害人來說,能夠及時發(fā)現(xiàn)和干預,有效預防不良事件發(fā)生。
在吳旭夢看來,強制報告制度能夠更加及時、高效地對不法行為進行打擊。家長、學校、賓館、醫(yī)院等方面知曉受害人被侵害的情況后都需要報告,能夠有效地打擊犯罪行為人。
“《意見》有助于形成一種共同聯(lián)動機制,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無論是司法部門還是監(jiān)護人,整個社會都需要提高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識,意見的出臺有助于全社會形成一種良好氛圍。”吳旭夢說。
責任編輯: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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