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回國記：其父楊武之曾三赴日內瓦勸其回國（2）

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新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張文裕這位李、楊的老師，說服二人回國工作。當時，張文裕正在蘇聯(lián)杜布納聯(lián)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國內給他打電報，讓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賀李、楊獲獎，同時爭取他們回國工作。”

據張文?；貞?，在瑞典期間，“盡管授獎活動的日程安排很緊張，李政道和楊振寧還是抽時間到旅館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請他參加授獎典禮和瑞典皇家為他們舉行的盛大宴會”。當然，張文裕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向楊振寧和李政道轉達了周總理的意思，希望他們能回到國內工作，他們聽了很感動，兩人都表示很感謝國內的關心。他們說，我們還年輕，爭取在國外工作一段時間，到一定的時候再回去”。此外，張文裕還談到楊武之請他為楊振寧捎信之事：“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之后，他曾讓我給楊振寧帶信，信寫得很長，叫楊振寧回國。”

不過，那時的李、楊二人正處于事業(yè)的巔峰時期，加之1957年“反右”運動的消極影響，因此婉拒了國內方面的盛情邀請。據張文裕回憶，1958年在日內瓦召開高能物理會議，國內又派他去做李、楊二人的工作?？墒沁@一次，張文裕在與李、楊二人交談的過程中，明顯感到1957年國內的“反右運動”給李、楊二人帶來很大的思想震動。當張文裕提到回國的事情時，李、楊二人明顯不像一年前那樣熱情了。或許就是因為這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楊振寧沒有在1950年代后期回國。

楊武之再赴日內瓦爭取楊振寧

1960年春，楊振寧因受邀赴日內瓦工作一段時間，他再次給父親寫信，希望雙親能來日內瓦與自己團聚。國內方面同意了楊武之赴日內瓦的請求，當然，楊武之仍身負游說兒子回國的重要使命。楊武之偕同夫人羅孟華經蘇聯(lián)、捷克到了瑞士日內瓦，楊振平也從美國趕到日內瓦與父母團聚。當時，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遇曲折，正處于“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等的高潮中。在這種情況下，楊武之要想爭取楊振寧，顯然處境是非常尷尬的。據楊振漢回憶，楊武之回來后對孩子們說：“我現(xiàn)在很矛盾，國內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勸說楊振寧回國來呢？他回國來怎么還能繼續(xù)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國，美國政府又老是以中國為敵，我們又都在國內，長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寫信給周總理時，曾寫過我要介紹新中國的情形給振寧，希望他們毅然回國，可現(xiàn)在中國的研究環(huán)境比美國差太多，生活環(huán)境也不行，我很難啟齒。”

母親羅孟華則從近三四年的實際出發(fā)，向楊振寧說起上海社會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楊振寧一聽就覺得一定是真的，因此楊武之的勸說恐怕就很難有說服力了。據楊振漢回憶，楊武之回國后說：“我聽了你母親介紹上海的社會生活給你大哥聽，我非常矛盾，一來你母親接觸的是實際生活，她說的都是事實，但你母親沒有從長遠看問題，二來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對中國前途的預測完整地說給振寧，并且說服他同我的看法一致。”

總之，這一次在日內瓦的家人團聚，因為母親羅孟華的前來，使楊振寧得以了解更多有關國內的情況，而回國之路也似乎變得愈發(fā)艱難。

楊武之三赴日內瓦爭取楊振寧

1962年夏，因為同樣的原因，楊武之夫婦得以第三次赴日內瓦，與兒子楊振寧一家團聚。彼時之中國正處于“大躍進”之遺患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之中，物資奇缺，市場蕭條，人民生活日艱，楊武之夫婦對比日內瓦的市場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豈止是天壤之別！在此情況下，楊武之內心的矛盾和糾結可想而知。他回國后對孩子們說：“你母親反對你大哥二哥他們回到中國來，說回來不但得不到諾貝爾獎，而且還會受到沖擊，我心里想你母親說的是對的，但我沒有直接說出來，我寫信給周總理時，說到一是勸你大哥他們一定不能去臺灣，這一點看來可以做到，二是勸你大哥他們在時機成熟時回國來，現(xiàn)在看只能說是時機不成熟吧，這一點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覺得內疚。”

楊武之的勸說工作愈發(fā)艱難，父子沖突難以避免。1973年5月12日，楊武之先生去世。在5月15日的追悼會上，楊振寧在講辭中對1962年與父親的沖突有著細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印象，他說：

1962年父親、母親和我在日內瓦會面，父親向我介紹了許多新中國的建設和新中國的思想。他的話許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許多地方我不能了解，這樣，就產生了多次的辯論。有一晚我們辯論了好久，最后我說：“您現(xiàn)在所說的和您幾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樣。”他說：“你怎么還沒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訴你，今天我們要否定許多我從前以為是對的，而實際是錯的價值標準。”這一句話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1997年底，在《父親和我》的文章里，楊振寧再次細致描寫了在回國問題上發(fā)生的家庭沖突：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制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制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站排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么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后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如果說1957年的楊振寧還有回國的熱情、愿望和打算，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初，已經完全沒有回國發(fā)展的念頭了。這不僅因為楊振寧已是頭頂諾貝爾獎桂冠的國際知名物理學家，還因為國內政治運動和發(fā)展挫折當時給一些海外知識分子強烈的心理震撼。

不回國同樣能報效祖國

對于父親三次日內瓦之行的使命以及父親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楊振寧有著非常深刻的體會，他說：“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后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tǒng)戰(zhàn)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楊振寧的二弟楊振平參加了1960、1962年在日內瓦與父母的團聚，他回憶說：“當時中國科學需要人才，父親希望能爭取已經在物理學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國。大哥雖然非常愿意替中國服務，可是覺得中國當時的情況不利于他的個人的學術進展?；厝ブ?，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滯的現(xiàn)象。他才40歲，如果繼續(xù)在美國做研究，將來對中國的作用和增進中美科學界的關系恐怕會更有效果。父親對兒子的看法也覺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點矛盾。他和大哥曾經有多次辯論。終于父親沒能說服振寧。”

通過上述這些片段回憶，我們可以看到，在爭取兒子回國這個問題上，楊武之是極度痛苦的。然而，楊振寧最終選擇加入美國籍又何嘗不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呢？正如楊振寧在紀念父親的文章里寫到的那樣：“決定申請入美國籍并不容易。我猜想，從大多數(shù)國家來的許多移民也都有同類的問題。但是對一個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成長的人，做這樣的決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長期離開中國移居他國的觀念。遷居別國曾一度被認為是徹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國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屈辱和剝削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中都留下了極深的烙印。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難以忘卻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我父親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當數(shù)學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游歷甚廣。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于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進一步而言，楊振寧的心路歷程因為其名人效應我們得以窺見一二，然而，對于千千萬萬像楊振寧一樣在那個年代滯留海外的中華兒女，他們的心路歷程又是怎樣的呢？顯然，這是本文回答不了的一個宏大問題。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們并沒有道德上的優(yōu)越感去振振有辭地指摘他們“當初為什么不回國” 。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

引用文獻：

1，《楊振寧文集（上、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2，顧邁男：《張文裕兩度爭取李政道楊振寧回國》[N].新華每日電訊，2014-08-01.

3，葛能全：《錢三強年譜長編》[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4，吳之：《原子核物理學的重要發(fā)現(xiàn)》[J].科學通報，19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