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新常態(tài)：求職更像是“嘗試” 有人2年換5份工作

原標題：跳槽新常態(tài)：求職更像是“嘗試” 有人2年換5份工作

2017年的795萬名應屆大學畢業(yè)生中，520萬人投了10份以上的簡歷才找到工作。其中80萬人的簡歷，出現(xiàn)在50多家公司的郵箱。

和父輩不同，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將畢業(yè)后的工作視作穩(wěn)定的開始，唯一的歸宿。求職更像是“嘗試”。調查顯示，62%的2017級應屆畢業(yè)生認定自己需要“先就業(yè)，再擇業(yè)”。六成以上90后大學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滿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會另謀高就。

跳與不跳都值得憂慮。知乎上，一位兩年換了5份工作的年輕人擔心地問，自身是不是存在問題。右側的關聯(lián)問題里，一位28歲的青年懷疑：“我畢業(yè)6年還沒換工作，是不是不求上進？”

專家預見，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社會將持續(xù)感受類似沖擊帶來的活力與陣痛。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對手下的年輕人說：“早晚會有這么一天，外面的阿里人比公司里的多。”盛大集團創(chuàng)始人陳天橋則稱，盛大離職員工推薦的項目和人才，公司應該優(yōu)先考慮。

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學畢業(yè)兩年的經歷，收獲了年輕人羨慕的眼光?？伤哪赣H投來了大大的白眼，“這沒什么好的。這么大時，我都懷上你了。”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應該是這樣”

從廣州一所重點大學畢業(yè)后，趙旭拒絕去小城市，而是留在當地一家老企業(yè)。在公司，擔任數據分析員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兩三個小時，其他時間都在淘寶、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語“要不要學點啥”，一秒后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計學不會。”還有人適時補刀，“學啥啊，我來了5年，不還是干這些事？”

她懷疑這份安穩(wěn)的工作，“留在廣州就是要拼。要是提前養(yǎng)老，我為什么不回家？”

不久，她選擇了裸辭。重新求職時，面試官提出分享上份職位的收獲，她乏善可陳。對方問她數據行業(yè)最新的動態(tài)，她張口結舌，憋不出話。有考官忍不住提醒：“社會招聘有著更高的要求，你不能像個應屆生。”

“僥幸”擠進互聯(lián)網公司后，她發(fā)現(xiàn)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點，午飯時嚼著外賣探討業(yè)務問題。報到第一天，主管告訴她：“晚上7點開會。”

趙旭終于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機”。她一個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專業(yè)知識全記了起來。每個周末都要加班，她感覺充實，“把第一年虛度的時間全補回來！”

和趙旭一樣，向更大的城市流動，是不少年輕人畢業(yè)后的選擇。國家衛(wèi)計委發(fā)布的 《中國流動人口發(fā)展報告（2015）》顯示，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guī)模達2.47億，相當于中國每六個人中有一個是流動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依舊是最吸引年輕人的都市，74.7%的流動人口集中匯入東部。這其中，90后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無論是前往大城市打拼，還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輕人都在社交平臺上傾訴著各自的煩惱。有人為了北京的戶口，毅然進了機關，現(xiàn)在覺得朝九晚五的工作“無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媽用“買車買房”誘惑回了家鄉(xiāng)，如今哀嘆“夢想去哪了”。還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兩年，開始哭訴“還沒買房就先累死嘍”。

智聯(lián)招聘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畢業(yè)后，感覺期望值和現(xiàn)實落差太大，還有近兩成的人發(fā)現(xiàn)，自己對職場根本不夠了解。

距廣州106公里遠的深圳，另一個女孩將自己的這些困惑告訴父母時，母親在電話里批評她：“你為什么這么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應該先把問題考慮好，這么快就換怎么行？”

她覺得委屈，不親身體驗，很難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收到律師事務所聘書時，她歡呼雀躍，覺得自己從小的律師夢終于實現(xiàn)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無休的工作。

接下來的三個月，“兩個月都在出差”，時常凌晨一點才趕回深圳。領導總是周末來電，突然通知開會。和朋友約好周五晚上看電影，臨下班前，客戶一個電話打來就要加班，她只能給朋友發(fā)一個表示歉意的紅包，說自己去不了。

工作了大約100天，她徹底崩潰了。一天晚上，她陪著客戶開會到凌晨3點。談判桌上，客戶和對手大吵大嚷，負責記錄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紅。她看到自己的領導拼命按著太陽穴，還時不時對客戶擠出職業(yè)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應該是這樣啊。”

她辭職了。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國家職業(yè)指導師李家華認為，工作并沒有變得更難，年輕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質很豐富。他們的父輩會為了養(yǎng)家糊口忍受工作，而這代年輕人更看重感覺和興趣。他們沒有太多顧慮，有條件勇敢地辭職。”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確定第一份工作時，父親從上海的家中打來電話：“好好干，爭取穩(wěn)定下來。”

電話里，她內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頂尖大學，她花五年時間修完了社會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可她的專業(yè)很難在香港找到稱心的工作。

為了居留權，家里幫她找了一份豪華酒店的前臺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時，“做和5年專業(yè)學習毫無關聯(lián)的工作”。同事進修的大多是兩年的酒店管理專業(yè)。她們能熟練地操作復雜的房務系統(tǒng)，用小本子記好每一個客人的需求。徐曦總是出錯，收錯了錢不敢承認，值班時要他人插手幫忙。被醉酒的顧客指著她的鼻子破口大罵。主管委婉地說：“你學東西有些慢。”

3個月后返校參加畢業(yè)典禮，徐曦因為晝夜顛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學好奇地問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營銷。”

《中國流動人口發(fā)展報告（2015）》顯示，在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平均流動時長為4.4年。畢業(yè)四五年后，多數年輕人將走向安家落戶，或是選擇離開的十字路口。

徐曦開始衡量，自己的選擇是否值得。當年的大學好友基本回了大陸，香港本地朋友總隔層紗，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館吃碗面，有時因為工資低，只能點最便宜的。

父親在電話里和她嘆氣：“不管在香港還是回上海，我們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來吧。”

專家李家華發(fā)現(xiàn)，和20年前不同，現(xiàn)在人們不再把頻繁更換工作，甚至跨越行業(yè)、城市當成丟人的事兒。這表示國內職場日趨成熟，是不用大驚小怪的“新常態(tài)”。

“年輕人離職率高是全世界的趨勢。美國人一生平均換7.5次工作。”李家華說，從經濟角度上講，第三產業(yè)占主導的發(fā)達國家，工作靈活多變，跳槽機會多是發(fā)展的標志。從個人發(fā)展角度去理解，“人們每個階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終的工作能涵蓋的了。”

一位和徐曦、趙旭同年畢業(yè)的女孩覺得，換工作是個無所謂的事兒，因為“工作機會到處是，不難找”。第一份工作離職時，恰巧是春節(jié)，她獨自一人去拉薩過了年。在旅店灑滿陽光的屋頂上，她拿手機發(fā)了幾個微信，投了幾份簡歷，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談”的回復。

趙旭又動了換工作的念頭。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鮮勁兒過去，她開始在周末加班時，羨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陽光和大海”。領導確實充滿活力，卻也“全是套路”。“每次說一堆體己話，灌雞湯，但最后一定有句‘雖然累，這個還是要完成’等著你。”

加班似乎沒有盡頭，她開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態(tài)化通宵，替領導草擬周一的周報，她時常邊哭邊整理文檔，在大學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順手寫個辭職報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辭職報告刪了，抹把臉去上班，多擦點粉底，“開始新的循環(huán)。”

趙旭暫時沒辭職，她每天瀏覽手機里的求職軟件，打算看準機會就離開。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閑，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適中。”

這是個挺難實現(xiàn)的目標——在中國，80后和90后占據了加班總人數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數據報告》顯示，北京、深圳和廣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點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實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難。那就一直換，換到滿意為止。畢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趙旭說。

有句話，趙旭從沒和領導坦白：“工作是沒變，可我對生活的認識又變了啊。”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趙旭糾結的5個月里，同年畢業(yè)的王銳已經換了3份工作，從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兩份工作的理由簡單且一致，“他們居然敢罵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從事美食品牌營銷的創(chuàng)業(yè)公司，他的主管是個20多歲的女孩。主管讓他為一場線下活動準備物料。王銳不接受，“我的任務是線上運營。”主管當著幾個女同事的面斥責他，譏諷他“眼高手低”“沒擔當”。

王銳很惱火，“她就比我大兩歲，憑什么？”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換了工作去天津，王銳找了一家規(guī)模不小的運動器材生產廠家。工資只有六七千元，還沒上份高，可頭銜是“營銷總監(jiān)”，一個人負責品牌營銷，直接對老板負責，這讓他很受用。剛入職時，老板和王銳吃飯、聊天，談“宏大的商業(yè)藍圖”，王銳覺得，感覺對了。

可工作出了問題，老板拍桌子、摔手機，清晨5點打電話讓他到辦公室檢討。王銳覺得云里霧里，“你頭一天還拿我當哥們，第二天就罵我？”

歷經了一次兩小時的訓斥后，王銳提出了這個疑問。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頓地說：“你要不挨著，要不就滾。”王銳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辭呈。

知道了王銳的近況，他的大學同學林沐笑個不停：“這就辭職了？單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領導罵人的問題。”

林沐畢業(yè)后去東北某省會的市電視臺當記者，簽勞務合同好一通折騰：黨委負責人告訴他找勞務派遣公司，后者把他踢給臺里的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又說“這事兒該由你們制片人解決”，制片人剛開始說即刻處理，過了幾天又說這事兒歸頻道總監(jiān)管。

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歸來，制片人突然笑著通知他工作調動，從時政要聞調崗去民生新聞，理由是“年輕人去每個部門都歷練一下”，林沐也覺得在理。直到有一天，關系不錯的同事告訴他，林沐抱怨時政要聞無聊，每天盯著拍領導的話傳到了制片人耳朵里，惹得制片人發(fā)了很大的火，還敲打其他記者，“不想干就別干。”

李家華覺得，這一代年輕人初入職場，適應不了人際關系有著必然原因。中國自古是農業(yè)社會，講究“穩(wěn)定”，建國后搞計劃經濟，強調的是“服從”。老一輩人習慣了條條框框，可市場經濟養(yǎng)大的這批孩子，大部分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集體生活的經歷也少，“有個性，不在乎規(guī)矩。”

他做過一項調研，發(fā)現(xiàn)75%的年輕人換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處理不來人際關系”。這其中，有的可以歸咎于職場環(huán)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輕人確實不成熟，“需要學校和單位做情感引導、職業(yè)教育。”

不少雇主同樣頭疼。相熟的企業(yè)家和李家華抱怨，批評了新員工幾句，人家當場摔門走了，“再也沒出現(xiàn)過。”

李家華試著從年輕人的角度解釋：“過去都用科層制做企業(yè)，管得越嚴越好。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化，你得學會平等。”企業(yè)家頗為不屑：“我花錢養(yǎng)的員工，都不能說兩句？”

離開天津那天，老板來給王銳送行，多塞給他一個月工資，請他吃了飯，兩人聊得很開心。老板說：“就這么走了，不覺得可惜？”王銳覺得，曾經失去的尊重感又回來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