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世遺|世界鳥類學大師鄭作新

世界鳥類學大師鄭作新

少木森

最年輕的博士

著名鳥類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鄭作新于1906年11月18日出生在福州市一個職員的家庭。他從小就熱愛大自然，喜歡探索自然界的奧秘。鄭作新的家其實在福州鼓山腳下一個村莊里，鼓山高峻雄偉，風景秀美，林木蔥蘢，是鳥兒的樂園。少年時他常與小伙伴到鼓山玩耍，聽鳥兒叫，辨認鳥兒，甚至掏鳥窩，捉個鳥兒回家喂養(yǎng)，其樂融融。

鄭作新從小喜歡鳥兒，老祖母給他講的故事，其中就有許多關于鳥的故事，比如《豆仔鳥的故事》，說的是好奇探險的故事，還有一個《精衛(wèi)填海》的故事，精衛(wèi)鳥堅毅不拔的填海精神，更喚起了他對鳥類的強烈興趣。

因為有良好的家庭氛圍和教育方式，鄭作新從小不僅愛讀書，更熱愛大自然。天空中自由飛翔的鳥兒，令他迷戀。上小學時他就認得許多種鳥兒，憑鳥鳴就能辨別出是什么鳥。他的小學老師也用心，每次給他的評語，不僅要說他學習好、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的事，還會說說他的良好表現，以及他所表現出來的比同齡孩子更強的好奇心和探險精神，說說他愛鳥的特長。鄭作新后來說過，這一切對他都是“良好的鼓勵和促進”，讓他更傾心于鳥類以及其他生物的研究。

上中學時，鄭作新勤奮學習，學習成績更突出了，于是就在老師的指導下，連跳了兩級，6年的中學課程僅用4年就學完了，年僅15歲就報考福建協和大學，因歲數未滿16歲，只得經中學校長朱立德先生保薦方獲準考。他考試的優(yōu)異成績使校方十分驚喜，終于成為當時協和大學最年輕的新生。上了大學，鄭作新依然勤奮努力地學習，結果又于1926年提前半年大學畢業(yè)，獲學士學位，并在叔父資助下，考入美國著名的密歇根大學研究院，主修胚胎學。在國外的第一年他一邊勤工儉學，一邊勤進圖書館收集資料做筆記、到野外做實地考察和研究，第二年他即以優(yōu)異成績獲得獎學金，結束了半工半讀的生活，一心一意地撲到學業(yè)上。1928年，鄭作新獲得了碩士學位；1930年獲得博士學位，是全校最年輕的博士，時年僅23歲。他的博士論文《林蛙生殖細胞發(fā)育史》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在德國權威雜志上發(fā)表。因此，鄭作新獲得校方獎勵的一把金鑰匙。

毅然回國為哪般

與那年代所有學成歸國的人一樣，鄭作新也難免要被問起：為什么放棄國外優(yōu)惠條件，選擇回國的路？不過，鄭作新沒有說是為報效祖國，而是說因為在密歇根大學的博物館受到刺激，更具體地說是受到一只雞的標本的刺激，就下定決心選擇回國了。他說得樸實，說得輕描淡寫，卻也說得真誠，說得那樣性情化，其中蘊含的那種故國情懷，讓人動容。

根據鄭作新后來的回憶，初入密歇根大學時，他仿佛進入知識的海洋，大學里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他更加勤奮地學習、記錄，像海棉吸水一樣盡量吸收更多的知識。他迷戀著這個博物館，幾乎就像小時候迷戀鼓山那鳥兒天堂一樣，那些來自大自然的氣息和知識使他深深地陶醉其中。他最喜歡在鳥類展廳里流連，這里的鳥類標本很多，而且非常精彩，每個標本都布置得非常用心，或飛翔，或跳躍，或鳴叫，形態(tài)是那樣逼真，那樣生動，吸引著人一遍遍細看。特別是當鄭作新看到一面展示墻，匯集了一些中國常見的鳥類，每一個都有明確的名稱標注時，他激動萬分，把那些鳥的名字、科屬、形態(tài)特征都記下來，甚至還為這些鳥畫了素描草圖，不斷和自己腦子里的那些家鄉(xiāng)的鳥的形象進行比對，也算是他對故鄉(xiāng)思念的一種特別的慰藉了。在展廳里還有一具長尾雉皮毛標本，是整張長尾雉的皮被完整地剝下來，然后平鋪在玻璃上，鮮紅的腹部，脖子上深橙色的“披肩”，鮮艷美麗的羽毛向四周呈放射狀散開，給人強烈的美感，那也許是他在家鄉(xiāng)的鼓山林間見過許多次的紅腹錦雞，也就是“中華雉”吧？這些美麗的“中國鳥”給他深刻的印象，或許他正是與這些美麗的“中國鳥”如此這般邂逅在異國他鄉(xiāng)，冥冥之中，就有了一種緣，一種天緣，讓他后來的人生發(fā)生了改變，完全走上了對鳥類，特別是對“中國鳥”的研究與甄別，而成為世界鳥類大師吧！

后來，在密歇根大學博物館展覽廳里，鄭作新又見到這美麗的紅腹錦雞，這一回不是皮毛標本，而是整只的漂亮標本——金雞。這只雞頸部是金棕色的羽毛，呈扇狀，像精致的披肩。全身的毛色呈橙黃、深紅、黑褐、淡栗、赭色，胸部下面一片金黃，拖著一條彩色的長尾，絢麗多彩。這就是“中華雉”，是中國特有的雞種，是產在秦嶺山中的“寶雞”，陜西寶雞縣即以它命名。然而鄭作新看到的卻是這樣的說明文字：該雞由瑞典學者林耐于1758年發(fā)現，并用拉丁文命名。鄭作新深深受到了刺激，心被深深刺痛了——為什么中國的雞卻要外國人來發(fā)現和命名呢？為什么呀？他下決心要研究祖國的鳥類，填補國家在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于是，當他獲得博士學位后，婉言謝絕了幾所美國大學的聘請，毅然于1930年秋回到當時相對落后的祖國。

中國的鳥原來那么多

說起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一向重視人文而輕科學，到他鄭作新那個時候止，中國有不少精美的花鳥畫譜，卻還從未見對鳥類的專門研究記載。一些古籍上雖有禽類的記載，但也與蟲、魚、獸等混同，沒有明確的定義，更未開展過科學意義上的研究，所以中國的許多鳥類名稱，其實多數是近代以來外國學者在中國考察鳥類資源后記述的。鄭作新本人就熟讀過一些外國人出版中國鳥類專著。比如，1863年英國人斯溫頓出版的《中國鳥類名錄》，其中記述454種中國鳥類；比如，1875年法國戴維出版的中國鳥類專著，其中記述增至807種；再比如，1926年至1931年外國人祁天錫等人合編的《中國鳥類目錄試編》，其中又擴充了記載，共列出鳥類1093種和575亞種。鄭作新決心以外國人的研究為基礎，編出一本由中國人自行研究的鳥類學專著。回國之后的近20年間，鄭作新在母校福建的協和大學任教，歷任教授、生物系主任、教務長、理學院院長等職務，一邊教學，一邊開始了他的鳥類研究工作，不斷在當時的雜志、報紙上發(fā)表文章和圖片，發(fā)現與甄別了許多中國的鳥類，名氣和聲望也就日益提高了。新中國建立的第二年，鄭作新奉命到北京籌辦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任秘書長。從此，他潛心鳥類學研究，親自率領科考隊，對我國動物、特別是中國的鳥類進行了綜合考察。北起東北、內蒙古，南至云、貴、川、海南等地，他歷盡千辛萬苦，收集了數以萬計的鳥類標本，創(chuàng)建了我國最大的鳥類標本庫，對各種益鳥的繁殖及生活史做了全盤的研究，并經過長期的觀察、采集、檢驗，確定了食蟲鳥的種與亞種。而后，他把多年的研究成果系統(tǒng)整理出來，于1958年，出版了100萬字的《中國鳥類分布目錄》。這部巨著分上下冊，記載了全國各地從古到今所有鳥類的情況，列舉了1000多種鳥?？梢哉f，正是這部巨著第一次較為全面地盤點了中國的鳥類，第一次讓人們發(fā)出感嘆：中國的鳥原來這么多?。”让绹?、前蘇聯及整個歐洲的鳥還要多！正是這一部巨著，使鄭作新作為一位鳥類學家，在我國和世界動物學界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他的聲望越出了國界，產生了世界性影響。

應該說，在鄭作新開始研究鳥類時，世界各路專家對鳥類的研究已經較為深入，鳥類的新種在全世界范圍內，已經很難再發(fā)現了。但鄭作新卻和助手們一起，通過實地觀測考察和查閱大量資料，付出大量心血，先后發(fā)現和甄別了25個鳥類新亞種。1964年，他們在四川發(fā)現了白鷴的一個新亞種，把它命名為“峨眉白鷴”，在國際學術界引起轟動，并成為國際通用的學名。按鄭作新的說法，發(fā)現和甄別中國的鳥類，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愛國情懷的問題，一個民族自豪感的問題。他說，發(fā)現中國更多的新鳥種，會增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甄別一些與國家歷史和榮譽相關的“中國鳥的真實歷史”，就更是一個民族自豪感的問題了。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認為，中國家雞是從印度引進的，過去沒有人懷疑。鄭作新在查閱了大量材料，并特地趕到云南等地考察后，認定了中國家雞的祖先——原雞，不是從印度引進的，而是中國勞動人民自行馴化的。這的確大大增強了我們的民族自豪感！

鄭作新畢生出版專著20多部，研究論文150多篇，專業(yè)書籍30多部，科普作品260多篇，他的研究成果先后7次獲得國家或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獎。1987年他撰寫《中國鳥類區(qū)系綱要》一書，書中記述了已知全部鳥類1186種，953個亞種，首次對我國整個鳥綱動物進行了全面完整而系統(tǒng)的綜合總結，為世界鳥類學提供了有關中國鳥類的完整資料，也為我國自然保護區(qū)的建立和動物保護法的制訂與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表彰他對鳥類學的卓越貢獻。1988年，美國野生動物學會授予他“國際動物資源保護特殊成就獎”。1993年他獲得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頒發(fā)的“中國野生動物保護終身榮譽獎”。1998年鄭作新與世長辭，世界各地媒體有許多悼念文章，尊之為“世界鳥類學大師”。

麻雀冤案，說也說不完

在鄭作新90多年的漫漫人生中，最說不完的是他親歷的那個著名的“麻雀冤案”。有資料這樣說：1955年，毛澤東收到農民的反映，說是麻雀禍害莊稼，于是指示：麻雀是害鳥，能不能消滅它們？農業(yè)部副部長劉瑞龍找到中科院前任動物所副所長錢燕文，咨詢這個事。錢燕文回答，我們對麻雀的食性還沒有系統(tǒng)研究過，不敢肯定是否應當消滅麻雀。

于是，就有人找了鄭作新，鄭作新表達了和錢燕文相近的觀點。可是，不知怎么的，后來社會就有一種說法，說是鄭作新發(fā)表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才最終使麻雀和老鼠、蒼蠅、蚊子一同列為“四害”，被寫入了《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

看來，這對麻雀來說是一個冤案，對鄭作新來說，也未嘗不是一個冤案呀！

細查資料，其實，麻雀和老鼠、蒼蠅、蚊子一同列為“四害”被寫入《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是1955年冬天的事。而鄭作新的有關文章發(fā)表已經是1956年1月份的事了。而且，鄭作新的那篇文章雖不能免俗，但文中還是體現了科學的精神和知識分子的良知，他既說了麻雀吃谷物的危害，也說了麻雀吃農作物害蟲的益處，并沒有直接認定麻雀是“害鳥”呀！

當時，其實就是由于對麻雀的功過，生物學家有不同看法，鄭作新才帶著他的助手們泡在河北昌黎縣和北京郊區(qū)，進行長時間的調查，共解剖了848只麻雀，對它們胃里的食物進行鑒別、分析、對比，得出了麻雀食性的大量數據，作出科學的結論。他在文章中寫道：秋季谷物成熟的時候，麻雀成群結隊地飛到農田、糧倉等地方，啄食谷粒，造成很大的損失。稱經其試驗，一只體重6錢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約2錢，為體重的四分之一強。根據這個數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約2公斤。在野外活動的麻雀，因為終日飛翔跳躍，食量更大，被它們吃掉和糟蹋掉的糧食一定更多。但麻雀在育雛期中，也兼吃蟲類。我們在河北省昌黎縣產果地區(qū)做麻雀雛鳥食物分析的時候，在它們的胃中曾經發(fā)現金針蟲、象鼻蟲、鱗翅目幼蟲等，對莊稼是有益的。

特別是后來，鄭作新和助手們對麻雀的食蟲性的一面做了更為深入的研究，認定麻雀除在莊稼成熟的季節(jié)外，是大量食蟲的，進一步肯定了麻雀有益的一面。于是，在1956年10月青島舉行的中國動物學會全國大會期間，鄭作新指出，麻雀的益害，不能采取簡單的方法，而要根據季節(jié)、地區(qū)辯證地對待。討論會上，許多動物學家也紛紛起來呼吁暫緩消滅麻雀。就此，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寫了一份《關于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附上鄭作新等科學家的論證，上呈毛澤東主席。1959年11月29日，毛澤東主席在張勁夫的報告上批示為麻雀平了反。爭議長達4年多的“麻雀案”終于有了結論。

麻雀冤案是平反了，但據有關媒體說，晚年的鄭作新說起這一個事，還是經常會說，開始我們對麻雀的益處說少了，堅持少了，也算冤了麻雀呀！寥寥數語，體現著他做科學家的科學精神，更體現了一位世界大師的胸襟與情懷呀！

（摘自《閩都文化》2013年第四期）